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历史演进与行动路向
杨敏1,2 郑岩2
1.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 2.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北民族研究》2024年,第一期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领导各族人民在共同团结奋斗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各地区共同富裕的社会变迁，不存在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抑或欠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的发展依附，是以公平、可持续为原则的共享发展。从“反对一切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从“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民族地区历经革命求富、建设谋富、改革致富和脱贫共富四个阶段。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地区已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民族地区要协调好巩固与拓展、效率与公平、共建与共享、物质与精神等方面的辩证关系，通过深化共同富裕实践以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都不能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占国土面积64%的疆域的现代化，不仅事关民生福祉，而且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团结。当前，民族地区已顺利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意气风发地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但长期以来，由于地理空间约束下民族地区发展环境的边缘化锁定、资源禀赋约束下民族地区发展模式的低端化锁定以及教育发展约束下民族地区发展理念的滞后化锁定，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依然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短板和弱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有鉴于此，现阶段探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目前，学界关于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理论自觉高度对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实践内涵进行注解。如，以“一个民族不能少”的话语嬗变为切入点，透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主体、主题和主力;以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为叙述场域，寻绎具有“中国特色”空间正义话语体系的理论构建与存在样态。二是基于问题导向，科学研判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面临的现实障碍。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应着重解决相对贫困治理难度大、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薄弱、生态环境治理短板亟需补齐以及民族文化传承保护面临冲击、精神富裕发展不充分等关键议题。三是立足于时代发展要求，提出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民族地区应依托科技、文化、生态等要素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与水平，建立健全优秀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机制,以更全面、更精准的举措扎实推动民族地区的共同富裕。此外，有学者提出建设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战略构想,这也对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的共同富裕有裨益。
上述研究既从不同侧面对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理论认识进行有益思考，也从总体上把握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及其突破路径，具有强烈的过程意识和本土关切情怀。但这些研究更多停留在就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本身进行讨论上，鲜有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加以论述的。新征程上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方向。这些研究未以中国式现代化视角总结提炼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与实践内涵，未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具体场域的现实问题作为对话支撑，所提出的相应路径在解决具体问题时适用性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境遇中，在对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作逻辑阐释的基础上，考察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演进脉络与存在样态，提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若干建议，以期既为我国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具象化参照经验，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缓解地区性与群体性贫富差距、防范化解种族歧视与民族矛盾、促进种族与民族平等团结提供借鉴。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逻辑阐释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纵观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西方现代化，资本作为“普世的光”通过其增殖运动和全球扩张步伐，“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本逻辑以其逐利性 、排他性和扩张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不可否认的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但其发展的基础建立在对本国和其他落后国家人民的剥削之上，其本质上仍是脱胎于西方与非西方不平等体系，并不断再生产发达与欠发达、中心与边缘、发展者与被发展者不平等体系的过程。其二百多年来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的“串联式”发展模式长期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唯一标准，这导致人的异化、贫富分化、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等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制度性弊端显现，走向共同富裕的反面。
事实上，西方现代化发展中的发达与欠发达、中心与边缘内在嵌合于种族与族群之间的等级关系。在西方，少数族裔长期处于不平等的“双重劳动力市场”体系 ，只能通过边缘化、分散化、脆弱化的族裔经济实现自我满足。而经济上的弱势、封闭与特定的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相结合，使种族和族群成为社会区隔、等级划分的重要机制，继而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思想观念，内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长期持续，难以转变。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新闻网发表的系列文章所指出的，美国社会“在教育领域，有色人种儿童在学校受到更为严密的监视；在司法领域，有色人种尤其是非洲裔更容易成为执法人员的目标；在经济和就业领域，非洲裔等少数族裔从应聘职位到获取贷款都更容易遭受歧视”。可见，发展不平等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的内在属性。也正是这一属性，导致西方现代化面临因资本贪婪而加深的不同种族之间的隔阂与歧视，进而导致社会结构和认同上的割裂，扩大社会群体的裂痕。
与脱胎于殖民体系、奉资本逻辑为圭臬的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遵循人民至上的人本逻辑，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西方现代化再生产族群不平等的内在属性，破解了西方现代化加剧多民族国家族群隔离对立的发展困境。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领导各族人民在共同团结奋斗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各地区共同富裕的社会变迁，其中不存在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抑或欠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的发展依附，是以公平、可持续为原则的共享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党和国家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给予其特殊支持：一方面在财政 、税收等宏观政策层面，对民族地区倾斜；另一方面则依据少数民族所在区域的特色和生计，制定专业化、多元化的民族发展战略，通过外援帮扶与内生发展的有效结合，突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构建起国家与地方、中心与边缘、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等多维互动的崭新结构模式。
其实，就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也是一个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问题。构建一套与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实践相匹配的阐释体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西方现代化理论体系并不适用于阐释我国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实践。西方现代化理论体系，要么鼓吹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西方文明进一步传播的结果，要么以“中心与边缘”“核心与外围”的二元对立思维构建国家或地区之间在发展上的剥削、依附关系，难以客观、真实地揭示我国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图景。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只有构建起中国自主探索的民族地 区共同富裕方案，才能以共享性超越西方现代化“线性发展”和资本主导的结构性弊病，才能有效根除狭隘民族主义观念，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历史演进
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和拓展的全过程。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巨大变迁，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呈现由简单片面到科学全面、由低水平到高质量的动态、渐进的时代内涵，从而为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以更好地适应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深化发展的需要提供历史镜鉴。
（一）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实践历程
1.革命求富：“反对一切对少数民族的压迫”（1921—1949年）
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萌发进程是在革命主基调下展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军阀混战、经济落后、民不聊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党以共同富裕的理想愿景整合社会，通过建立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反对一切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土地是少数民族群众安身立命之本，也是民族地区生产发展之要，实现土地的公平分配是民族地区走向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土地兼并现象尤为突出。据统计，土地革命时期，“鄂西鹤峰地主富农人口占全县的10%，所占田地却达全县田地的70%至80%。湘西的永顺、龙山、桑植、大庸等县，将近2/3的土地和山林为地主富农所有”。这种极不合理的封建土地私有制使少数民族群众深受土豪劣绅之盘剥，也使民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不能提高。为此，党提出“要实际帮助少数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与本族压迫阶级的斗争，帮助他们进行土地革命”。经过土地革命，党初步改变了民族地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基本生存权，调动了各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土地革命中，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觉悟显著提高，革命热忱空前高涨，各民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为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2.建设谋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1949—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刚结束解放战争，积贫积弱，百废待兴。为了尽快改变民族地区贫穷落后的社会状况，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党和国家提出“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一方面在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废除民族压迫制度的同时，帮助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则在国家优先发展工业现代化的思路之下，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建设。鉴于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党和国家确定势在必行和慎重稳进的方针，采取以下措施：其一，通过民主改革废除阶级剥削制度，解放社会生产力，为少数民族发展进步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其二，在民主改革之后，通过互助合作、和平赎买等方式，对分散的个体农（牧）业、手工业及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使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创设良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同一时期，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成果（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为国家顺利推进民族地区局部小区域的工业现代化（兴建工业企业）建构起了政治认同”使民族地区在从“一五”计划至“三线建设”期间，承接国家多个工业发展项目，工业产值迅速增长。据统计，民族地区“1977年工业企业达到了3.3万多个，工业生产总值达到了200多亿元”。此外，民族地区在优先发展工业现代化的同时，也将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通过加强现代化建设，以“更好的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
3.改革致富：“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78—2012年）
相比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工业化为重心的“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社会”的提出则愈加强调现代化的全域性与协调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个体融入国家现代化及统一大市场破除体制性约束，民族地区不再只是国家工业现代化的资源供给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日趋多样，民族地区的发展能力和发展环境显著改善。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后，国家构建起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先富带后富”的东西部协同发展机制，使民族地区在搭乘东中部地区现代化“顺风车”的基础上，获得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资金、技术、市场等驱动要素。进入21世纪初，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指引下，“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成为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的大事”。党和国家相继出台《国家民委、财政部关于继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05—2010年）》等，以制定专项计划的方式提高民族地区现代化的科学性及其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规划中的融入性，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发展。
4.脱贫共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2012—2021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巨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愈加强烈，对共同富裕也有更新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根基。为了确保民族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兑现党向历史、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全面决战决胜民族地区绝对贫困问题。一方面，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为工作方法，以“两不愁、三保障”为具体目标，以“六个精准”“五个一批”为具体要求，强调扶贫资源的最佳利用和扶贫效果的最优实现；另一方面，着力构建专业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联动、互为支撑的大扶贫格局，不断完善东西协作、对口支援、定点帮扶等扶贫工作机制，通过外援帮扶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民生改善。据统计，“2016 年至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多民族省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1560万人。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一些新中国成立后‘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又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
（二）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经验总结
1.坚持党的领导是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
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来的历史命运，探索出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党的政治属性来看，党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致力于消灭剥削与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党的初心使命来看，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与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内在一致性，坚持党的领导能够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历史和实践均表明，坚持党的领导是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民族地区才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才能创造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新时代新征程民族地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关键作用，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举旗定向。
2.坚持民族平等是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前置条件
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不仅体现于物质层面的极大丰富，更体现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以及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从党成立初期“消灭一切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从改革开放以来“坚定不移地关心、帮助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到新时代“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地区与国家之间、与其他地区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早已形成互利互惠互助的合作共赢关系，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已然成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民族地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接续秉持“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基本原则，指引各族群众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团结奋斗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3.坚持人民至上是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创共建的历史变革。从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实践的力量源泉来看，无论在扫除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现实障碍的革命实践中，还是在奠定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制度基础的建设实践中，抑或在夯实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物质根基的改革实践中，人民群众始终发挥着主体作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也正因为如此，党在持续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中，充分尊重各族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激发各族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彰显对“人民至上”理念的坚守和追求。新时代新征程，民族地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不断发掘蕴藏在各族群众之中的思想原动力和实践伟力，凝聚起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磅礴合力。
四、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行动路向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图景的未来描述与愿景展望。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地区已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民族地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找准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通过对共同富裕相关要素配置方式与关系的调整，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一） 衔接“巩固”与“拓展”：在乡村振兴中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业农村现代化事关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成效与进展。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我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其目的在于通过政策供给和资源下沉撬动和盘活乡村诸要素，对乡村进行全面升级，这是民族地区农村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民族地区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同步推进乡村“五大振兴”，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产业振兴为根本，夯实乡村发展的物质基础。“三产融合”是乡村产业兴旺的必然选择，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应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做大做强农业的基础上，加快发展依托农业农村 资源的第二、第三产业，以乡村产业融合和集群化发展，形成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协同效益。
二是以组织振兴为保障，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对乡村治理结构与关系的调整，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所具有的民族性，意味着民族地区的乡村具有更加丰富和初始的秩序资源。民族地区需要挖掘并依靠潜藏在民族乡村内部的习俗、族 群、宗族和宗教等传统秩序资源，通过正式的国家规范与非正式的乡村礼俗相融合，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三是以文化振兴为引领，赓续乡村文化的自信之根。民族文化是民族乡村文化自信的源泉，民族文化蕴含的优秀精神品质经过动态解读后，与现代思想相结合，可以汇聚成各族群众的综合文化素质并逐渐沉淀为支撑各族群众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民族地区 要实现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传承保护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基因提升乡村文化自信。
四是以人才振兴为重点，破解乡村人才瓶颈的制约。人才是强农兴农的根本，也是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民族地区要充分发挥本土人才的主体功能和先锋引领作用，通过加强本土人才的回引、培育和激励，补齐乡村人才短板。同时，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乡贤已成为民族乡村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才支撑，民族地区要善用乡贤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五是以生态振兴为关键，加快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受制于较为恶劣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也受限于稀少分散的人口分布特征和内生动力不足的社会发展环境”，民族地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是生态振兴的突出短板。民族地区要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通过人居环境改善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统筹结合，打造宜业宜居的美丽生态家园
（二） 厘清“效率”与“公平”：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要厘清效率与公平的内在关系，实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良性互动。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市场条件以及外部约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凸显。扎实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要在高质量发展中补齐短板，不断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
要做大、做实、做优“蛋糕”，以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筑牢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一是依托文化优势，发展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民族地区应在传承与保护优秀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产业承接加强文化资源的完善、宣传和运营，形成文化和旅游产品；通过项目载体延长文化和旅游产业链，推动文旅产业的发展。二是依托生态优势，发展高效益、高水平、益环境的绿色产业。民族地区应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引领，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将“生态+”理念融入产业发展全过程、全领域，通过推动特色生态资源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使生态优势有效转化为经济价值和民生福祉。三是依托地缘优势，发展以外贸为核心的特色外向型经济。区位沿边是民族地区的显著特点，民族地区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新机遇，着力发展以外贸为核心的金融、物流、旅游以及劳务合作等跨境产业，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宽经济发展战略的回旋空间。
另一方面，要聚焦分好“蛋糕”，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人民。以全局视角来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包括全面建设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加大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以系统性思维实现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的包容性同步。就民族地区而言，则要构建起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竞争”“制度”和“信任”三力并发、相互依存，共同作用于缩小贫富差距。初次分配要秉持“竞争性”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各类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再次分配要坚持“正义性”原则，以维护“社会公平”为目标，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第三次分配则要愈加强调“自愿性”原则，通过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促进各民族团结友爱、互助协作。
（三） 锚定“共建”与“共享”：在增进民生福祉中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共建共享的富裕。共建与共享不仅是共同富裕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也是其过程与结果的和谐统一。民族地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动摇，既要激励各族群众充分发挥首创精神以实现“共建”，也要创设公平正义的社会发展环境，着力解决好各族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以实现“共享”。
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民族地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尊重历史规律，顺应时代要求，促进各民族群众在各领域各层次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要引领各族群众增进共同性，做到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使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要充分发挥现代化生产对各民族空间场域的重塑与重构，积极创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逐步实现社会性结构要素与各民族价值认同的深度全方位嵌入；要全力营造团结协作、自信自强的环境氛围，充分激发各族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共同繁荣发展“内在化”为各族群众的自觉行动，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合力。
另一方面，要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化，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一是要坚持以教育为本，以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增强各族群众可持续发展能力。民族地区要加快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与整合；要强化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强化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内涵式发展，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二是要坚持以就业为先，以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促进各族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民族地区要紧抓“一带一路”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新发展格局构建等战略机遇，拓宽新就业形态发展空间，实现经济发展与就业扩容提质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要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化解民族地区结构性就业矛盾。三是要坚持医疗为要，以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来切实保障各族群众的生命安全。民族地区要加大投入、完善制度、扩展服务、提高质量，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同时，民族地区也要利用好远程会诊、在线问诊等互联网医疗服务，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构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健康管理新格局。
（四） 统筹“物质”与“精神”：在人的全面发展中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绝非简单的物质占有，而是要在丰盈物质财富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通过不断加大对各族群众精神生活的建设力度，推动民族地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
第一，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一种集体性和共有性的精神情感体系，是各民族在文化认同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寄托与精神归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在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促进各民族文化包容借鉴和创新发展，通过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第二，要提升思想观念现代化水平，形塑各族群众的精神品格。迫于物质贫困的长期压抑和制约，少数民族群众常常政策依赖性强，极易陷入“行为贫困陷阱”。为此，民族地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强化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全方位多渠道宣传推广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树立鲜明的时代价值取向，激励少数民族群众克服各种“等靠要”思想和消极畏难情绪，提高参与意识和自我发展意识。此外，民族地区也要有高度敏锐的文化自觉，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排除贫困亚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性制约，从而为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三，要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强各族群众的精神力量。一方面，民族地区要适应数字技术的必然性趋势，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加快引进数字技术以改造公共文化服务生产、供给、分配和消费的模式，使数字技术成为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转型升级的方法论，构建起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底层逻辑；另一方面，民族地区要创新多元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格局，在保证政府建设管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前提下，充分发挥文化市场主体在扩大优质文化产品生产、服务供给等方面的多样化优势，以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水平。
五、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本质特征，在根本上破解了西方现代化阶层分化、族群冲突、贫富极化等内在矛盾的积弊，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探索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回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建设国家，始终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统筹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拓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内涵与路径。从“反对一切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实践既具有直接的反贫困意义和作用，又配合着特定阶段的政治经济目标和中心任务，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出积极贡献。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不是一时一刻的物质丰盈，而是坚实持续的丰厚财富和精神意志；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也不会一蹴而就，尤其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相对突出的现实挑战面前，更需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新征程上，民族地区要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