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独立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思考

王 晨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摘 要：民族精神独立性是事关国运兴衰的大问题。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可以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活力、精神合力、精神定力和精神动力。民族精神独立性究其根本是群体社会意识的一个特性或状态，立足社会意识的层次结构，可以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对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基本内涵进行把握；立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可以阐释出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核心在于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和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立足世界历史中社会意识的特性，可以厘清一个民族共同体精神独立性所面临的内外部挑战。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在内向维度上面临着精神僵化、分化的挑战，在外向维度上面临精神孤化、奴化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时，一方面应当着力增强 “四个自信” 来肯定自身的发展和前景，在此基础之上更好地以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来认识问题，另一方面是应当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来把握这个民族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民族精神独立性；中华民族；社会意识；世界历史

习近平站在民族和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提出了中华民族 “精神独立性” 的问题，将其与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并用，强调 “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 学界对于民族精神独立性这一重要论述给予了很多关注，在这一论述被广泛使用的同时形成了一些关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论著，但相关研究的论题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民族精神独立性支撑作用之上，对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缺乏深入的学理分析。研究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其精神方面的某种状态或特性，可以回归至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立足社会意识的层次结构来把握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基本内涵；立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来阐释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本质；立足世界历史中社会意识的特性来厘清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所面临的挑战。由此，我们便可以对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保持有更为清晰、客观、全面的认识。

一、保持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价值

2014 年习近平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问题，指出 “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 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除了反映出今天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高度自觉之外，更为关键的是民族精神独立性的保持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历经百年努力，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良好条件。然而今天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仍然面临着很多现实问题，如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西化问题、文化领域中 “精美”“精日” 等傲洋骄俗现象以及人们看待中国外交事件时总是在网上发出 “中国或最大输家” 的言论等。这些言论或行为之所以仍有市场，甚至能够在舆论场中形成热点，都与当前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不足有一定关系。总的来看，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将长期面临着四种挑战，分别是在国际竞争中科技方面受制于人的严重压力、在国内外反华势力煽动或策动下的分化风险、在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出现动能不足的现实困难。当前，民族精神独立性的保持可以为中华民族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精神活力、精神合力、精神定力和精神动力。

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为中华民族提供创新创造的精神活力，以应对国际竞争中科技方面受制于人的严重压力。创新能力是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集中体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当前中国正面临着 “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 的紧迫局面，“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正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民族精神独立性要求民族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摆脱既有思维和认知的局限，为创新创造提供精神活力，“没有人的精神独立性，就不能产生积极的创新思维，就不能带来科学技术的革命”。

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为中华民族提供团结共进的精神合力，以化解国内外反华势力煽动或策动下的分化风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国内外反华势力对中国的崛起极不甘心，对中国的发展给西方造成的冲击耿耿于怀，“港独”“台独”“疆独” 等势力的出现背后都有各股势力的身影，他们千方百计地推行分化中国的战略，其目的就是为了削弱中国。民族精神独立性的主体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强调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一个包容性强、凝聚力大的命运共同体不断向前奋进。“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 民族精神独立性主要是通过突显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共同体在情感、规范和目标上的独特性来凝聚和整合民族共同体意识，以降低国内外敌对势力煽动或策动下的分裂风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合力。

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为中华民族提供行远致稳的精神定力，以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严峻考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不少腐朽思想文化要么沉渣泛起、要么大量涌入，网络空间中更是良莠不分、鱼龙混杂，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严峻考验。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崇美”“恐美”“跪美” 等情绪在社会中不时涌现，“全盘西化”“普世价值” 等诸多论调盛行，其背后是各种敌对势力的推波助澜，“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以意识形态领域为突破口 “企图把人民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民族精神独立性是一个民族在生存和发展实践中独立自主地认识、评判和解决问题的精神保障，这必然有助于抵御各种错误的论调和腐朽思想文化侵蚀，为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严峻考验提供精神定力。

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为中华民族提供推进改革的精神动力，以克服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出现动能不足的现实困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关键期，同时也进入了矛盾多发期，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等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利益群体分化造成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动能不足。“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民族精神独立性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即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中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应当用发展的眼光认识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这显然有助于凝聚一个社会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共识。同时，民族精神独立性为一个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导向，可以使一个民族以一种更加宽容的情怀，服从于 “小我” 让位 “大我” 的规范，追求共同的伟大目标，进而为了集体的长远追求和共同利益，增加对现实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矛盾冲突的容忍度，从而降低社会的内耗。

二、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基本内涵

对于民族精神的独立性的研究，首先应当理解和阐释好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基本内涵，它不仅是相关理论问题深化和延展的基础，而且是在现实实践中如何开展保持精神独立性工作的重要依据。当前学界对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基本内涵有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两种不同内涵解读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民族精神独立性是描述和反映一个民族共同体在精神上的状态或特性，主要分歧在于独立性所修饰的主语范畴大小的不同。一是理解为一个民族在整体精神状况上的独立性，即民族的精神独立性，认为民族精神独立性是 “一个社会从精神层面上对如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评价问题、解决问题有自己独立的不受他者主宰与左右的思维、价值与方法。” 二是理解为作为民族整体精神精华的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即民族精神的独立性，认为 “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是中华民族精神存在的独特性及发展的自主性。” 那么，想要对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基本内涵给予科学的阐释，想要对独立性所修饰的主语范畴进行确定，可以回归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的层次结构中来对社会意识中的民族精神进行把握，进而科学的阐释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基本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中，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复杂的层次结构。马克思对社会生活进行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二元划分，就社会意识的生成进行了明确阐释，“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就社会意识内部的层级结构进行更为具体的论述，恩格斯在马克思的研究基础之上对社会意识的层级结构和运行机理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恩格斯以哲学为例，认为经济对上层建筑有 “最终至上权力”，但 “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将上层建筑分为了两个部分，一部分为离经济基础较近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另一部分为 “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此后，普列汉诺夫借鉴了法国哲学家丹纳关于 “某一时代社会生活考察” 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 “五项论”，将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分为了五个层次，“(一) 生产力状况；(二) 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 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 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人的心理； (五) 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社会思潮作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活动环节，认为社会思潮 “作为社会意识的活动形态，处于经常性的流变之中…… 是在社会心理和特定的思想理论这两个层次上活动着”。因此，我们可以明确这样两点，第一，社会意识内部具有明显层次结构，不同层次之间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思想体系为整个社会意识抽象凝练的最高层面 (即社会意识形式)。显然，一个民族的精神状况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整体社会意识状况，而民族精神则属于思想体系这一最高层次的社会意识，是整体社会意识的一部分。第二，对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来说，人们的群体社会意识变化的根源在于社会存在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应对这种变化所展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和特性即为民族精神独立性的体现，而社会思潮因其在社会意识层次结构中的特殊性，就成为了反映民族精神独立性发展变化的显性领域。

基于上述对于社会意识和民族精神关系的分析，我们就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科学的把握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基本内涵。一方面，由于民族精神是整体社会意识的一部分，那么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就内含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之中。基于这一判断，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概念适宜使用更为宽广的界定，它描述和反映一个民族对问题的认识、评价和应对中的精神表现，即一个民族共同体在思维方法、价值观念、实践选择等方面自觉、自为、自信、自强的精神状态和特质。另一方面，当前学界对民族精神独立性基本内涵的两种不同阐释各具价值，可以从实然与应然两个层面来统一起来。民族的精神独立性是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社会意识所展现的一种状态和特质，是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实然层面，对于这一层面的研究可以明确当前中华民族在精神独立性上的现状、挑战和机遇。民族精神的独立性是社会意识形式中民族精神的一种状态和特质，是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应然层面，对于这一层面的研究可以为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宣传教育提供明确的指向。在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上来把握民族精神独立性，才能真正阐释清楚习近平所提出来的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因为民族精神独立性并不是一种始终高涨的精神状态，应然与实然之间存在差距，所以如果不注意保持，一个民族和国家就会失去自身的精神独立性。同时，只有深化对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将二者联系起来、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找到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路径选择。

三、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本质

在科学把握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基本内涵之后，我们可以立足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辩证关系来对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本质进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核心分析。

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本质是如何应对社会意识变化的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意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社会存在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那么社会意识中也会出现反映社会存在变化的 “新内容”，即对于社会发展的新认知。同时，由于社会意识内部各种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各自具有的历史继承性，就决定了社会意识中必然会有着很多反映变化前社会存在的 “旧内容”，即对社会发展的既有认知。民族精神独立性正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面对这种 “新内容” 与 “旧内容” 冲突时所展现的一种精神状态。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 “新内容” 与 “旧内容” 的区别在于是否反映出社会存在的变化，并不意味着 “新内容” 一定代表着先进的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些 “新内容” 只是略加包装和修改的 “沉渣”，因此 “新内容” 相较于 “旧内容” 并非一定具有先进性。此外，即便是社会意识中的 “旧内容” 是代表落后生产力的要求，这些 “旧内容” 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评价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时对资产阶级的精神文化进行了批判，认为资产阶级在打破了 “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所掩盖着的剥削”，却也 “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因此，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并不是在面对社会意识的新旧内容冲突时展现出一种具有简单偏向的精神状态，而是要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中去进一步挖掘其内在的核心和关键。

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核心就在于以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和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来应对社会意识中新旧内容的冲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论述环境和教育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关系中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这就说明我们不能孤立、割裂的看待社会意识中 “新内容” 与 “旧内容” 之间的关系，现实中的人本身也是基于受教育这种具有社会历史继承性的社会意识的基础之上，来进一步认识和评价 “新内容”。在面对新旧内容冲突的整个过程中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和一个民族共同体所形成的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充分发挥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做出独立自主的实践选择，才能完成马克思所说的 “革命的实践”。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来认识社会意识中新旧内容的冲突。我们在认识这种冲突时，不能简单的抽象的评判哪一种内容更为先进就进而选择哪一种，而是应当先认真考察社会存在变化的具体情况和性质，并结合社会存在的整体情况和性质，以适应和发展生产力水平为依据，实事求是的认识反映这种变化的社会意识。其次，以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来评价社会意识中新旧内容的冲突。由于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一个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这就正如同恩格斯所说，“我毕竟是一个德国人，我不能摈弃德国人从亚当那里延续下来的天性。” 因此，在面对社会意识新旧内容冲突时，必须尊重和延续这种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否则一个民族在精神上就会出现断裂，进而也就会缺乏了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根本动力。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当一个民族共同体处于被侵略或战争的状态之中，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往往是民族中每个个体团结起来追求独立和解放的价值观内核；当一个民族共同体处于和平发展的状态之中，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是民族中每个个体团结起来共同奋斗走向未来的精神支柱。最后，以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认识问题的结果与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相结合，最终形成应对新旧内容冲突的独立自主的实践选择。人类社会的实践选择在一般意义上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结果。实事求是的方法强调的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其精神发展上的合规律性，是这个民族不断前进发展的前提和保证，而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则是一个民族精神发展中合目的性的必然表现，是这个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可能和动力。只有当两者相统一起来时，一个民族共同体才能走向马克思所说的 “革命的实践”，但具体的现实之中，以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对问题认识的结果很可能与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直接存在着矛盾，而这一问题只能在现实的实践中寻求解决，因为人们对问题的认识通常有一个过程，无法做到一次性的彻底的科学认知，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校正检验，同时，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价值观念，而是不断发展延续的。

四、世界历史中民族精神独立性所面临的双重挑战

在人类社会走向世界历史之前与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不同时代中，民族共同体的社会意识展现出了不同的特性，这种特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力量在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中的兴起和称霸。基于这种社会意识的特性变化，民族精神独立性所面临的挑战也随着发生了转变。在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时代到来之前，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独立性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即一个民族在精神上对其自身传统的依附；当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时代到来之后，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独立性所面临的挑战转变为内外并重的双重挑战，即一个民族在精神上对自身传统和其他民族的依附。

以资本为主导力量的世界历史开启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意识展现出新的特性，即社会意识由内生性的绝对主导转向了内外共同作用，并随之开始出现了一个民族或国家对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精神侵略，而这一转变在本质上是由资本的全球扩张所引起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 “世界历史” 的客观必然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世界上曾经各自孤立或互相影响较少的状态正在终结，民族国家之间地域性的界限正在被打破，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特征越来越明显。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世界历史实质上 “是由近代的国际贸易和工业化引发的，本质上是经济矛盾运动的产物。”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进步，由此带来的产品激增进而带来了不断寻找产品销路的需要，这一需要驱使着资产阶级对于世界市场的开拓。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联系和融合发生了与过去不同的状况，这种不同民族之间社会意识的碰撞和融合不同于以往的人口迁徙和战争征服，它更为主要的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在全世界的扩张。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对德意志人征服欧洲东部的论述中曾对这一问题有着具体的描述，“在边境各斯拉夫人地区，德意志人的重要性随着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而增加，而当实际情况是几乎一切精神文化都必须从德国输入时，他们的重要性就更加增大了。继德意志商人和手工业者之后，德意志牧师、教员和学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安家立业。”“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也完全势均力敌；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在资本全球扩张之前民族精神独立性不受外部影响，只是在那一阶段，由于对社会经济基础影响较小，对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影响也就较弱，只有对社会经济基础产生影响，民族精神独立性所受到的外部挑战才会突显出来。由于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经济基础受到外来资本的影响也日益加大，作为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也会出现新的变化，此时会出现一些 “恨国主义” 或者 “民族失败主义”，这些人又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其主观或出发点上并不恨国甚至是爱国，但由于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外来资本，其社会意识也就自然的反映出外资的需求，因此在社会生活的各种实践中表现出精神不独立；另一种是完全受雇于外来资本，“拿钱说话” 的别有用心者，专门为外来资本在本国的利益发声。对于两者进行明确的区分十分必要，前者是一种思想领域的多元化现象，群体社会意识中不同的主体诉求是必然存在的，其应对办法是要加强精神文明工作，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建设；而对于后者，则应当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予以制裁。

对民族精神独立性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内外部的区分，其价值在于帮助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我们对问题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而不是仅仅将对民族精神对立性的思考限制在精神上是否依附于其他民族或国家这一单一维度，忽视了精神上依附于传统的内部挑战。也正是因此，习近平在论及民族精神独立性与道德价值的相关问题时，不仅强调中华民族不能成为西方的 “应声虫”，还提出了要坚持 “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我们需要对 “形成” 和 “发展” 两词给予应有的重视。一个民族精神独立性内部挑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社会意识新旧内容冲突中的 “传统”。如果 “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使得一个民族缺乏团结一致的 “根” 和 “魂”，从而走向精神分化。如果囿于传统，不作出任何改变，就会使得一个民族陷入一成不变之中，从而走向精神僵化。民族精神独立性外部挑战的核心是对如何处理社会意识新旧内容冲突中的 “外来”。如果轻视或者直接切断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学习，就会使得一个民族自大自闭，从而走向精神孤化。如果崇洋媚外，片面地否定自身而夸大其他民族或国家，就会使得一个民族在精神上低人一等，人云亦云，从而走向精神奴化。无论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内部挑战还是外部挑战，民族精神独立性问题的本质依然没有变化，依然前文所说的应对社会意识新旧内容的冲突，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核心依然是以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和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来应对社会意识中新旧内容的冲突，其关键依然在于应对这种冲突时能否所作出独立自主的实践选择。

五、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保持

对于正处于世界历史进程之中的中国来说，我们需要立足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来对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所面临的内外部挑战进行分析。就内部挑战来说，认识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社会存在变化的重大判断，尤其是要立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认识社会意识新旧内容之间的冲突；就外部挑战来说，认识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要立足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来认识社会意识新旧内容之间的冲突。

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内部挑战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社会意识新旧内容冲突中的 “传统”。对于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来说，“传统” 主要是指中华传统文化和对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既有认知。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所面临的内部挑战主要有两个，一是因拘泥于 “传统” 拒斥变革而走向精神僵化的挑战，另一个是因对变革的极端化认知而走向精神分化的挑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意识中必然出现反映这种矛盾变化的 “新内容”，这些 “新内容” 中有的是要求破除既有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有的放大了改革开放中所产生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否定改革开放本身，要求退回 “纯而又纯” 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有的则认为当前发展遇到阻碍，其原因在于社会主义不适宜当前中国发展，要求放弃社会主义；有的认为当前中国发展的问题在于在中华传统文化不适宜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又极其深远，应当彻底抛弃中华传统文化；有的对现代生活感到不适和厌倦，要求退回传统伦理社会。与 “新内容” 相对应的 “旧内容” 为对社会矛盾转化前的既有认知，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既有认知。此时，社会意识的新旧内容之间交锋实际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中华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在这种交锋中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在交锋中维持现状，不做出改变。那么，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既有认知就会进一步转化为 “传统”，同时，因为不能实事求是的认识新内容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的发展，就会拘泥于 “传统” 拒斥变革，走向精神僵化。二是在交锋中作出改变，但朝着不同的方向在不同程度上的改变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中，变革意愿本身是对社会存在变化的一种能动反映，但变革的方向和程度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来认识、以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来评价，否则我们不仅可能在某些看似是变革实则是 “传统” 的思想认识中形成精神僵化，而且可能会因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所导致的认知极端化泛滥，在否定 “传统” 中需要变革部分的同时也抹杀掉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一切共识，最终走向精神分化。

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外部挑战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社会意识新旧内容冲突中的 “外来”。对于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来说，“外来” 主要是指进入中国的美、英、日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语、思想和主张。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所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有两个，一是因拒斥 “外来” 而走向精神孤化的挑战，另一个是因崇洋媚外而走向精神奴化的挑战。放眼世界，当前我们面对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局具体来说是复杂的国际格局发展演变、曲折调整中的世界经济、尖锐的国际矛盾和斗争、长期的国际秩序变动和充斥着不确定性的周边环境，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外部环境变化更加复杂，需要我们在较长时间中予以应对。这种变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突出表现为对华企业的技术封锁和对华贸易的关税激增，社会意识中也必然出现反映这种复杂变局的 “新内容”，这些 “新内容” 有的要求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不正当的挑衅和污名，要放弃幻想、准备斗争；有的则认为当前国际环境已经十分不利，应当采取逆全球化的策略，取消或部分取消开放政策，拒绝外资的进入，放弃国际合作；有的则认为应当彻底 “西化”，通过变为 “西方” 的方法融入西方，从而化解矛盾。与 “新内容” 相对应的 “旧内容” 为国际格局剧烈变化之前中华民族对于对外开放的既有认知。此时，社会意识的新旧内容之间的交锋实际是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如何对外开放的问题。这种交锋中也有两种不同情况，一是在交锋中想维持原有状况，但外部环境的变化并不会因我们的主观想法而有所改变，“旧内容” 最终可能沦为为了维持现状，而不断割让自身利益，甚至是被敲诈、被勒索的局面，这种在 “西方” 面前委曲求全的方案，往往会使得我们放弃自身主张，逐步陷入 “西方” 话语和战略之中，从而走向精神被控制、被奴化。二是在交锋中进行转变，这种转变有可能打着融入 “西方” 融入世界的幌子，使得我们在实际中 “全盘西化”，与第一种情况相同，面临着精神上被控制、被奴化的挑战；这种转变还有可能走向彻底与世界决裂或在思想认识上盲目排外，非理性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被放大，从而面临着拒斥 “外来” 而走向精神孤化的挑战。

不论是精神僵化、精神分化的内部挑战，还是精神孤化和精神奴化的外部挑战，四个看似截然不同的精神挑战，而其本质却是相同的，仍然是中华民族如何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保持自身的精神独立性。具体来说，在认识问题时，能否客观的肯定当前发展，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对社会出现的新问题进行；在评价问题时，能否把握这个民族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具体来讲就是能否坚持当前社会发展既源于传统、又立足当下，还面向未来的核心价值观。2016 年 12 月，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是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支撑。” 当前学界对于如何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论述主要在增强价值观自信和继承发展中华文化这两个方面，如 “保持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要以增强价值观自信为根本前提，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突破口和着力点”，又如 “没有中华文化的随时维新，老祖宗的精神独立性挽救不了不肖子孙的坐吃山空” 等。各位学者的论述均深刻而精辟，但对于如何保持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不应当仅仅只从增强价值观自信或继承发展中华文化中的某一方面来进行理解，应当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四个自信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深入思考，完整把握习近平关于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重要支撑的论述。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纳入文化自信这一更大范畴之中，因此结合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关于民族精神独立性重要支撑的这一段论述进行如下解读，即当前在应对保持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面临的挑战时，一方面应当着力增强四个自信来肯定自身的发展和前景，在此基础之上更好地以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来认识问题。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前进之路上，不能停留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一般性认识上，要完成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高度自信的转变。这一认知转变决定着我们在总结过往、认识当下、展望未来时，能否避免在思想认识和精神状态上充分肯定自身的发展，充分把握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自身的优势在哪里。四个自信通过对中华民族在当代的伟大征程中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什么样的方向、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继续前进的肯定回答，为以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认识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另一方面是应当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来把握这个民族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它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它所昭示的前进方向契合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以深厚的历史沉淀为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独特性提供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着当代中国人民精神文化发展的价值需求，以坚实的现实基础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提供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昭示着中国人民美好愿景中所包含的价值期望，描绘出中华民族对于未来自身精神发展的诉求。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在当代具体表达，是我们评价问题的核心依据。

(上传：冯心悦 审核：梁银鹤)